遺失地址的旅店

    很多年前我曾寫過一系列組詩，題目就叫〈遺失地址的旅店〉，那時我所想像的，是一幢隱沒在世界角落、甬道深不見底而房間難計其數，房門後風景形色各異的旅店。待在青年旅店的日子裡我從沒聯想到這個標題，畢竟旅店有其地址，儘管隱身小巷，在只有兩條主要大街的高原小鎮上並不難找尋，我們身在其間也從未發生過什麼荒誕的事，但回到平原，時序入冬，此刻我揣想起兩千多公里外、四千公尺高的那個小小藏式樓院，這個詞組瞬時就躍入腦海，彷彿沒有更合適的稱呼了。

　

　稻城一年中有四個月積雪封山，每年十二月起從商的漢人歇業返回平原，藏人則多在土磚圍起的家中緊挨著火爐圍坐。一天只供電兩小時的小鎮安靜、深沉，彷彿凍在自己的陰影裡。漫天大雪中，旅店便著實變成消失在地圖上的名字了。




    旅店遺失地址之前，有一個小小庭院，養著有一半藏獒血統、成天懶懶趴著偶有藏人經過才如夢驚醒般狂吠（原因大概只有牠自己知道）的庫瑪，和對人攻擊性極強的猴子。猴子的名字就叫猴子，兩年前從一只捕獸夾中被救了出來，從此地域感強烈、警戒性十足。院子的一邊是三層樓的旅店，十五間房間，樓梯盤桓在外；另一邊是低矮的前台大廳（說是大廳也不盡然，灰撲撲的水泥地上就擺了一個簡單鐵爐和兩張大桌，鐵爐燒水用，大桌一張擺了電腦給員工、一張擺滿了地圖給旅人閒聊打牌，後面堆滿雜物的空間和一張小鐵桌就權充了餐廳），樓上則十分違和地是鎮上唯一一家保健按摩店，五顏六色的內衣常在陽台上大咧咧地隨風飄動，腳踏尖細高跟鞋的女郎偶爾在午後搖搖擺擺地走過門前。

　

　下午六點以前旅店通常少見人煙，往深山風景區去的旅人習慣早起上山；從康定或香格里拉出發、路程十多小時每日一班的汽車又還在蜿蜒的山路上顛簸前進，整個白天安安靜靜，適合溜達、適合思考，更適合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想。如果遇上難得的晴天，陽光像成熟的青稞灑落下來，更是將天空洗得湛藍，雲開霧散一派神清氣爽。關於旅店我最喜歡的就是拉把椅子坐在庭院裡，假裝看書其實看得更多的是天上雲朵的變化、光影的挪移，以及門外稀疏往來的人群（對街的牆角是鎮上約定成俗的露天公廁，因此儘管小巷位於鎮子盡頭，每日依然有絡繹不絕的男人、小孩，提著褲襠背對我們一解痛快）。大概其他人也跟我一樣，以致大廳桌上總散亂著我們讀了一半的書籍，尤其倩倩那本盧梭沉厚的《懺悔錄》，每天總聽她喊我去懺悔啦，十多分鐘後卻盯著遠山出了神，書始終停留在摺痕最多的那頁。老賊總笑她作惡多端，否則怎麼會一兩個月過去了還懺悔不完。「是陽光太好了。」倩倩總這樣反駁。「最好的日光已經來過這裡。」那是我這輩子最靠近天空與太陽的時刻，我沒有見過比那個充滿陽光的院子更適合這句詩的地方。




    當然倩倩也有認真的時候，辭了工作從青島橫越整個中國來到這裡的她明年准備考研究所，有時一大早便聽見她卷著舌朗誦英文的聲音，提醒我那些被我們丟在層迭遠山另一頭的現實。我們或多或少地都像是逃到了這裡，老賊告別南京的戀情和漸上軌道的事業、宋離開蘇州做了兩年的工程師，來到這個遊客比住民還多的小鎮，和更多不同的人相處，然而更多時間則是和自己相處、和空白相處、和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相處，讓自己在作息簡單、交通不便的高原上一時不致覺得無事可做、無處可去。

　

　來到旅店之後，我才知道無事可做和無所事事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無事可做是一種荒廢，無所事事卻是一種怡然自得的悠閒。旅店裡最行蹤縹緲的是來自當地的電珠和次仁，他們是一對藏族夫妻，結婚十多年，中文帶著濃濃的藏族口音，總是一臉神秘而滿足的微笑。電珠開箱型車載客、次仁清掃房間，他們總在九點左右出現，吃了早餐，彷佛在一瞬間做完了工作，然後就坐到院子裡逗猴子玩，有時留下來吃午飯，有時轉頭一找他們，就已經不知所蹤了。他們的眼神總帶著點迷離，好像在乎，又好像不甚在乎，和他們的對話總是在樂呵呵的笑聲中結束，好像沒有什麼不能讓他們開心，就連談起長達四個月大雪封山每天限電兩小時的嚴冬也不例外。有次大貨車撞上鎮外的電杆，導致半個鎮連續四天停電，沒有熱水洗澡，也沒辦法燒水、取暖，外頭又下著雨，電路修復的時程遙遙無期，所有人都煩躁不安，只有電珠笑嘻嘻地搓著手，一副養兵千日就待今朝的態勢說我們來生炭火吧。




　但相較於藏族人的樂觀知足，旅店其實是另一種氛圍。由於老賊的堅持，陰暗的前臺大廳總不合時宜地放著低沉而憂傷的歌，唱著愛情的苦澀、成長與夢想的幻滅、生活的殘酷與無奈，唱著船隻已經走遠、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廈崩塌、我的餘生再也沒有北方，在通常充斥著笑鬧浮誇氣氛的青年旅店，更有種兀自低吟的濃厚哀愁。儘管那些翻山越嶺而來的人們似乎更樂於討論景點路線的規畫、到下個城鎮的車票好不好買、哪裡有好吃的髦牛肉等等，我仍覺得他們肩上一個大包，告別例常生活遠行而來的舉動，某種程度上卻也十分應和了歌聲中的流離與彷徨。我們都是因為流離、彷徨，因為在路上而感到滿足的人，這沒得否認。回到大城市之後我總是聽著那些歌，彷佛這樣我就能借著哀傷，靠近那樣單純而快樂的日子一點。

　

　我們就這樣在旅店過了一個月、三個月，甚至更久。每天打掃理房、清洗被單，然後做飯吃飯閑坐閒逛，生活比放眼望去藍天青山的景色還要簡單。「愛上一匹野馬，可我的家裡沒有草原……」那個嗓音滄桑的歌手唱著，似乎都說中了我們這些千里迢迢至此、期待這些山能代替我們承受些什麼的困窘青年的心事。「這讓我感到悲傷……」隨著天氣愈來愈涼，我們愈來愈頻繁地數算著日子，然後在意識到終有一天要離開這裡、告別封山雪季回到冰冷現實時，感到一陣沒來由的悲傷。旅店暫時失去存在，但真正遺失地址的，其實是我們自己。




＊文中詩句引自林達陽〈穿過霧一樣的黃昏〉；歌詞引自宋冬野〈董小姐〉

康定汽車站的漫長早晨

　　那天我和兩個以色列女孩凌晨四點就到了車站門口排隊，搶購隔天前往稻城的車票。康定到稻城一天兩班車，六十多個位子，前一天早上開放現場購票，是背包客口耳相傳數一數二難買的路線。車票八點半才開始販售，但兩個女孩說她們前一天六點到車站，驚訝地發現外頭已圍了一圈人，最後在眾人爭搶下鎩羽而歸。「所以我們決定，排第一個是最安全的做法。」她們才剛服完兵役，眼神和體格都充滿了堅毅和剛強。

　　

        但那天也許大家都睡過頭了，一直到接近五點半才有四、五個人慢悠悠地晃過來，我一度想是不是以色列女孩誇大了，畢竟身處四面環敵的國家，她們被訓練得隨時都要為最壞結果打算。前來排隊的有藏人，也有漢人，都衣衫散亂、睡眼惺忪，見到以色列女孩便直盯著她們立體的五官和淺棕色的頭髮一臉興味盎然。「我們習慣了。」Danel聳聳肩，繼續向我敘述以色列和伊朗的紛爭。她一句中文不會，近四個月以來卻走了大半圈中國，大多時候還是一個人。

　　

        五點半的康定以汽車站為中心慢慢醒來，夜還很深（當地落後北京兩小時，通常要到七點才出現曙光），水果小販推著一車的李子棗子點燈吆喝著，附近兩三家小吃部門口的蒸籠開始散發溫暖的白煙，旅人負著行李從四面八方現身，跑私家包車的藏族司機來回嚷起各種地名和價錢。五點四十分，車站大門像感應到眾人聚集似地開了，Netta一馬當先搶到售票口前。從此地開出的班車大多六點出發，人們擁至剪票口，外頭漫進十多台巴士的隆隆引擎聲和刺鼻柴油煙味。

　　

        半個小時後車站又恢復冷清，天才微微亮，剛才的人聲雜沓像是一場夢境。我們吃完了乾糧，眼露睏倦，為了提神Danel拿出她的Canon相機向我回顧她們兩個星期前的外蒙古經歷。後面排隊的人不知怎地竟然只剩下三個：一個漢人大叔、一個穿著傳統長裙、瘸腿的藏族女人和一個正在大嚼饅頭的藏族青年，隊伍鬆散，這下連Netta都要懷疑是否自己太小題大作了。

　　

        「她們兩個從哪裡來？」漢人大叔在一旁打量我們許久，終於耐不住無聊，湊上前問我。

　　

        「以色列。」

　　

        「哦，好地方。」大叔直覺反應似地稱讚起來：「她們那有錢人特多！妳問她們，都是沙漠是吧？」

　　

         我翻譯給她們聽，Danel向大叔禮貌地笑了笑，Netta則小聲嘀咕著「以色列又不是只有沙漠……」，似乎兩人一路已經聽過無數類似的評語。

　　

         瘸腿的藏族女人也靠了過來，一屁股坐在Danel旁邊，偷眼看著相機螢幕裡發光的景色，那些藍天草原在Danel的指尖下流動，在陰暗的車站裡像是另一個異次元的世界。我忽然覺得有些羞愧，他們為著生活早起排隊，和背包旅行的我們搶票，目的顯得正當而莊嚴。儘管和當地人同在一個隊伍裡，旅行時常有的疏離感又再度強烈起來：我們終究無法貼近真實的生活，無法真正體會這樣排隊搶購一天兩班車票背後的意涵。

　　

        我的確不懂，包括後來售票口出乎意料地在八點鐘唰一聲拉開，我們還沒回過神就眼睜睜看著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十多個人一擁而上開始嚷著稻城兩張、稻城六張、稻城四張……；包括那些簇擁推擠的人之中大多都是明顯沒有要往哪裡去的中年漢族大嬸卻買了好多張票；包括明明也才十多個人搶在前頭，我們卻費了好大力氣終於拿到最後的三張車票；包括那個藏族青年明明一直待在我們身後，卻在我們走出車站的時候看見他手裡已握著兩張嶄新的車票。並且最令我困惑且詫異的，是那個瘸腿的藏族女人，在和我們一起走出大門的時候，忽然從衣袋裡掏出一部比她手掌還大的智慧型手機熟練地操作起來……

　　

        我們走出大門，海拔兩千兩百公尺的燦爛晨光當頭灑來，使我們一陣眩目。幾個藏族司機又盡責地湊上前來：「去哪裡？」「塔公、塔公！」「木格措湖去不去？現在就走！」「成都！去不去成都？」我捏著剛買來的車票，感到一陣暈眩，旅行的疲憊和無力感瞬間襲來，這天彷彿已經過了好久好久……

　　

       「今天可以不喝豆漿嗎？我想要一杯咖啡。」過了半晌，Danel的聲音彷彿從很遠的地方傳來。

活在夢境裡──訪Rosakebia Mendoza

生活像走進一個夢境

關於無法進入那個夢境

──〈Poem 4〉，Alice in the Land of Dead Swallows

    

詩往往是夢境的產物，而詩人作著夢，隱身在人群裡生活。見到Rosa以前，憑她那張一頭亂髮、手叼煙斗，臉上一架復古眼鏡的照片，還以為是從六零年代舊金山垮掉一代走出的人物；實際生活裡的Rosa，在周末颱風夜裡負雨而來，一身狼狽地露出羞澀微笑說抱歉，平凡得像街上任一個年輕女大學生。  

  

   「其實我不擅於談話，你知道，詩人都……。」還沒開始第一個問題，她就先發制人，眼中閃著狡黠的笑容，然後當我小心翼翼問出第一個問題，腦中開始構想該如何鋪陳易於誘答的思路，她卻又侃侃而談起來，「這裡有酒嗎？有酒我可以談得更多。咦，還是我袋子裡有一瓶酒？」

   

    我們都知道。詩人自卑又自大、態度矛盾，常常言過其辭或言不由衷，過度依賴又過度輕視語彙，擅於隱藏和設喻；活在夢境裡，孤獨又清醒。

    

   「我常常作夢，而且每次都覺得自己活在夢境裡。」Rosa傾身朝前，輕聲地說：「像現在，我就覺得好像曾到過這裡，曾經遇過這場大雨。」她說得如此認真，以至於你不得不相信那是真的。想像與真實難辨。詩人的騙術。

   

   「因此對我而言，夢境和現實常常混為一體；夢對我來說很重要，我甚至可以預先知道所有的對話和情節。」她繼續說，鏡片後面的眼神忽然變得銳利：「不過也有可能我是騙你們的，就像所有的夢一樣。」

   

    這時我才徹底相信了她是個詩人。

陌生的語境

文字下面，有許多船

各自負載一部分的我

把我帶得很遠

我詆毀我的墳墓，我的遺體

多麼確定自己不在這裡

井裡永遠有另一個井

──〈Poem 10〉，Alice in the Land of Dead Swallows

    

    的確，要不是她開口，Rosa顯得和詩毫無關聯。來自秘魯北邊小城Chiclayo的她，為了進入當地院系有限的國立大學，選擇主修不那麼喜歡的生物，然後申請上交換學生獎學金，越過一整片太平洋來台灣的藝術大學念書。關於為什麼出國留學、又為什麼選擇台灣，Rosa有著詩意的解釋：

    

    「我想把自己丟到一個陌生的語境，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約莫兩年前，Rosa開始對西班牙語（或者更精確地說，對周而反覆的日常、人群、城市……）感到厭煩，並且因此產生了逃離的念頭。剛巧祕魯的台灣文化協會辦了場徵詩比賽（至於為何是相對冷僻的徵詩比賽，而且主題也不盡然要與台灣相關？Rosa大笑說她也不知道，大概現實有時也像夢一樣），以十九歲之齡奪下成人組首獎的Rosa受邀前來台灣參與百年國慶，兩星期的逗留讓她意識到，也許這個大洋彼端、充斥陌生語系的島嶼正是她逃亡之旅最好的目的地。

    

    所以她拿了獎學金，來到這裡。在台灣幾個月以來她並沒有費太多心思學習中文，甚至連住處、學校（更精確地說是教室和圖書館）以外的地方都很少去，認真執行「逃亡」這件事情。「我想徹底感受那種被語言隔閡的孤獨，並且嘗試找到那個『開始溝通的關鍵』，那是當你無法說話了才會發現的東西。從『動作』（gesture）到『直覺』（instinct），再到『文字』（words），我想知道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而這也是她在詩中反覆辯證的主題，在她目前僅有的16首自譯英詩中，嘴巴（mouth）、啞（mute）、文字（words）是最常出現的字眼，在各種冷暗場景間來來去去。於是當語言因陌生、無意義而由嘈雜轉為寂靜，她口中的「溝通」其實更像是與自我的對話，在無聲裡感受說話/寫作最原始的衝動，或者更俗氣一點來說，寫作的初衷。

    

   「我希望我能找到。」這名千里而來的逃亡者，在中文喧嘩不休的咖啡館裡，顯得格外清醒而堅定。

理性地作夢

你的名字不是一個詞，

好像牆不是牆，是時間

生活由假想構成，所以我活著

──〈Poem 4〉，Alice in the Land of Dead Swallows

    作為一名活在夢境裡的詩人，Rosa卻也是理性而現實的。

   「我認為創作者都需要紀律。」13歲開始寫詩的她，對於創作始終有著執念，常常將自己關在房間裡四五個小時只為完成一首詩；對於現實她亦頗有體悟，獲獎無數的她甚至不諱言參加文學獎大部分原因只為了獎金，甚至會觀察、研究南美各國文學獎偏好的格式。「這只是一種手段，畢竟文學獎是被評審的美學所把持的。」

   

    和台灣的年輕創作者一樣，Rosa也面臨著與文壇前輩的美學觀點代溝、詩/純文學持續小眾邊緣化的困境，並且在文風不盛的秘魯，出版、發表，甚至結社都比台灣要困難許多，但她的姿態顯然是更為積極的：「你必須去找到自己的讀者。」

    

    她口中讀者的範疇顯然已經跨越了國界。當我們仍為島上大小文學獎爭搶不休時，這個23歲的年輕詩人已開始有計畫地將自己的詩譯成英文、法文，並且自薦踏上地球另一端詩歌節的舞台。詩的創作可以不為目的，但以詩生活卻必須充滿目的，認真過活，認真作夢。

    

    而這當中自然也包括了誠實。「我從不寫經驗以外的事，我只寫生活。」尚未出版詩集的Rosa，坦承自己至今仍未有滿意的作品；台灣交換學生期滿之後，未來要往哪裡去也不甚確知。「但有誰真正知道自己未來要做什麼嗎？」她的隨口一問，在場之人俱皆默然。「對不起，我好像太認真了。」她敏銳的思緒儘管作夢也是清醒的；儘管表現得迷惘、缺乏自信，也有種朗朗的詩意──世界總是虛假，所以詩人更要對自己認真。

細節的疼痛與美好

    在散文寫作的光譜中，楊索的文字是咸認較傾向樸實、真切那一邊的。當然，「樸實」不等同於「無華」，那些娓娓道來的人事變遷，總讓人聯想到楊德昌的電影片段──慢搖的鏡頭、空洞的背景、精簡的人物與對白，共同勾勒出繁複深邃的人生百態。在他們看似平淡、日常的敘事下，往往節制著令人不忍逼視的巨大哀傷；那些看似平凡的場景，總是細細描繪著陽光與陰影，潛藏各種悲喜與命運的隱喻……。

    於是儘管寫的是家族興落、是年代遞嬗、是生死兩茫茫，《惡之幸福》卻毋寧是一本細節之書，許多語句表面上雲淡風輕，深掘其間卻是沉厚的淚水與悲涼。譬如〈街角〉中那個透過咖啡館玻璃窗，望向對街頂著寒風賣玩具的年邁父親的場景，父女倆人一外一內、一暗一明，冰冷與溫暖兩相對照，卻隱隱有著同樣的執拗和冷酷，一句「對他所作所為，我只是一個中性的旁觀者」總括了此前數十年回憶種種，有所埋怨，也幽微地有所理解與包容。或者譬如〈祝你幸福〉寫年前返家，「母親看待我像客人」，年少以來所有難解的扞格和疏離，讓母親道別前那句源於擺攤人慣性的「祝你健康！祝你青春美麗！祝你幸福！」顯得親密而客套，往事如一場惡夢，虛幻又難以抹滅，矛盾的情感糾結其間，轉身「嚥下一股酸楚」裡面，包含更多難以嚥下的痛苦與感慨。

    而這些細節似乎便正是楊索從《我的賭徒阿爸》中的憤懣少女，到如今「終究懂得人子的責任」中年女兒的轉捩關鍵。如同從事家族書寫的眾多寫作者一樣，面對破敗卻難以割捨的家庭桎梏，往返衝突與逃離，多年不懈的書寫、自剖，對視那些血淋淋的不堪往事，只為了給自己一個情節合理的解釋。然而較為不同的是，楊索拋開華麗詞藻，選擇了較為平實、幽微的路徑，《惡之幸福》從寫與上一代漸趨和解的「伊」、手足們際遇起伏的「阮」、悼念懷人的「人因」，最終回歸到懇切吐白的「己」，回顧那個最初想像中平順美好，卻一不留意走到惡地的人生，追索，但不解釋。多年記者生涯，潛入社會底層的不幸和災難讓她懂得：爭端有時、圓融有時，解答不存於各種情緒轉換間的穿鑿連結，而只在生活細節間隱隱閃現；細節的白描也許平淡，卻能照見最深刻的真實。

    也因此，穿插書中的兩篇三弟宗榮文章更是個令人低迴的斷面。其中〈一封信〉最後寫楊索在年節返家，弟弟看姊姊來去匆匆的背影，「當時不曉得你是什麼心情……或許你的內心仍然有往事揮之不去的痛苦吧？」面對家人、甚至這個習於掩藏的世界我們常常像面對一個背影，似近實遠，又緊密又疏離。楊德昌那部刻劃家族人事的《一一》裡，最擅於揭露一切的也正是那些背影，相互對照出領悟與寬容。楊索看父母的背影，從憤怒轉為釋懷；面對弟弟看自己背影的心情，她留下一句「我才意識到，這麼多年來，我從未傾聽他的聲音」。偶然對視的細節美好且疼痛；惡地倘若開出紅花，也是一朵帶刺玫瑰。

他們所要遇見的人

    張愛玲的孤僻是自己都承認的（「我姑姑說我事無大小都不必要地遮遮掩掩」，1992年3月信），因而一生中往復書簡雖多，能見她拋開小說裡冷看蒼涼的姿態、坦然暢所欲言的，大概就多只在她寄給宋淇、鄺文美夫婦的信札裡了。他們三人自1952年在香港相識，到1995年張愛玲將遺產相託後於洛杉磯離世，知交四十餘年，真正同地而處的時卻不過四年，六百多封的魚雁往返便於焉成為這段傳奇情誼最佳且唯一的註腳。

    面對始終隔著一座大洋，陪伴並支持自己度過生命裡最困頓時光的畢生摯友，張愛玲的各種欣喜（「高興到極點。」一句頻繁出現於各信中）、怯懦（「知道這世界上的確有人可以懂得我的每一方面，我現在反而開始害怕」，鄺文美謄抄之張語）與悲傷（「直到你們一轉背走了的時候，才突然好像轟然一聲天坍了下來一樣」，1955年10月張信）皆表露無遺。宋鄺二人極愛張的才華，寫給她的信以鼓勵、關懷的內容居多，兼述生活瑣事；倒是飽嚐知音難覓之苦的一代才女，總不經意地在字裡行間透漏了對二人的珍視與感激，情感之深刻，讓行文向來嫻靜溫和的鄺文美也曾連書多次「我深受感動」。

    然而最讓人之情感顯得深刻的，卻當屬時間。在郵件遞送時程至少一週、通訊不便，加諸以彼此生活上種種變動頻仍（張在美國長年居無定所，宋氏夫妻則歷經兒女離家、病痛纏身等變故），以及張愛玲「三搬當一燒」的瀟灑個性下，往往前後兩封信件間隔的，是長達半年的空白時光；或者出現雙方信件在太平洋上擦肩而過，不約而同焦急詢問彼此近況的時空交錯之景況。儘管如此，書中節錄的百餘信簡讀來卻毫無滯礙之感，總要刻意計算起信首的時間，才赫然驚覺短短數頁間，竟已過了七八年。寫作、兒女、婚姻、疾病、工作……，三人絮叨著日常，中年一下走到了暮年，驀然回首，也不禁震動：「這些歲月怎樣飛走的？想來心驚！」（1984年7月鄺信）時間的流逝令人感慨，但歷久彌堅的情誼（「隔了這些年，還是只要腦子裡的大段獨白，永遠是對Mae說的」，1992年3月張信，Mae即鄺文美），卻因此更為動人。

    早在遇見宋鄺二人前十年，二十出頭的張愛玲就曾寫下：「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要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不知她當時是否相信自己生命裡也能有這樣「所要遇見的人」，畢竟一輩子相遇的那許多人中，交談甚歡、心有靈犀的電光石火瞬間也許多有，但在四十餘年間，從「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沒有這樣的人」（1955年10月張信），到「生平唯一的一個知己」（1992年9月張信），憑著略略書信始終懸懸念念、用寥寥數語便能相互理解的，也不過一兩人而已。張愛玲趕上了她的知己，我們則因此趕上了那個因知己而活得更加真切的張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