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sa

   

    我對Rosa的第一印象，是她在臺北詩歌節手冊上的照片，黑白攝影裡她一頭黑短鬈髮，手裡拿一支老式煙斗，鼻梁上一架復古黑框眼鏡，半邊臉埋在陰影裡，一副從垮掉年代走出來的頹圮模樣，陰鬱而迷人。實際上見到她則是在西門町的一家咖啡館，我們約好了要做個訪談。在過了約定時間的一小時後，一個略顯羞澀的二十多歲女孩，摸著淋濕的頭髮說忽然下了大雨她又找不到路，很抱歉遲到這麼久，那時我還以為認錯了人。

    

    但現實裡的她依然是個詩人，說起話來瘋狂得像個嬉皮。我們第二次見面是在她詩歌節的座談活動之後，她抓著我的手逃出人群，因為一個不經意的玩笑笑得不可自已。好不容易走出巷口，她停住笑聲，喘了口氣，從乾癟的手提袋裡掏出一個小圓瓶，吞了一口，「噢，我剛剛他媽的緊張死了。」除了英文裡的秘魯口音，她的語氣動作無一不像極了一個美國中年老酒鬼。

    

    她來台灣一年多，在北藝大修一個國際藝術學程，在此之前她一直待在秘魯北部的一個小城市，和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唸生物學，躲在房間裡寫詩。小城裡沒有像樣的書店，倒是有許多貧窮的人家和四處遊蕩的幫派份子。這樣看起來和詩毫無關聯卻又充滿詩意的日子。

    

   「所以我不常出門，妳知道，我還不想這麼早就被砍頭。」她一隻手放在脖子旁，一臉正經地說。再說一次，小鎮的名字叫什麼？我打開google地圖想看個仔細。Chiclayo。她拿起鉛筆邊唸編寫下。我輸入，然後看到螢幕聚焦在一個有著錯綜道路交會的臨海城市，好像和我想像中那個灰暗荒原上，布滿殘破木屋的潦倒城鎮相去甚遠。妳說走出去就會被砍頭？「對啊，這幾乎每天都會發生。」

   

    她說的話我常分不清真假，後來也不太去追究，一概接收了她所有荒誕的故事，比如她說自己早在許多年前就在夢裡到過台灣，或是她精通手相凡事皆能精準預言的遠房姑媽斷言她前世是顆石頭。一直到我們約好到她在淡水的住處看電影，進到那個潮濕的小套房，看到簡單的床鋪、桌椅、筆電時，我還一時不能相信她真的也只是個平凡生活的人，有個平凡普通的房間。

    

    那天我們看了一部關於阿根廷女詩人Alejandra Pizarnik的電影Memoria Illuminada，西語發音，法文字幕，大半對話我都還來不及看懂，但到了末尾我們都哭了。「為什麼我們要寫詩呢？」電影結束後，我想說那些和自我、世界的拉扯與掙扎實在美麗得太過錐心，沒想到她卻轉過頭來這樣問了我這樣一個尖銳而哀傷的問題。

    

    在那之前，我始終一廂情願地以為曾經將自己的一部份詩翻譯成英、法文，自薦參與詩歌節的她，是個難得的自信寫作者，才氣和報負同等熾熱。為什麼要寫詩？她瞪大眼睛看著我，逼視著我，也逼視著自己。

    

    我不知道。我說，我只是想寫。

    

    事情的緣由總是令人好奇，持續的追問卻又太過殘忍。她總是說很多的話，讓你愈聽愈好奇，沒多久卻又把話題帶到其他地方。我有時也懷疑這是她巧妙的生存之道，畢竟我對她其實仍有許多疑問，比如總花上許多時間等待遲來的人（許多時候是我）卻拒絕使用手機，比如我其實從未看過她和我以外的人交談，這樣平實而離奇的事情。

    

    大學畢業後她申請到台灣的獎學金，飛過大半個地球來到這裡。「我只是對西班牙文厭煩了。我想把自己丟到一個陌生的語境，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我想找到那個『開始溝通』的關鍵。我想那是我們最接近坦誠的時候。」

    

    那個關鍵究竟是什麼呢？我始終沒有問清楚。我第一天見到她，她就講了很多很多的話，講到興奮處還會用力抓緊我的手腕。我不知道她理想中的坦誠，究竟應該要到怎樣的地步，而她自己大概也不甚清楚。我們都還在這樣迷惘的年紀，盡頭這麼遠又這麼近。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我已經不想寫東西了，我不知道我還能做什麼。」閉關寫完關於獨立書店的碩士論文後，她嘟囔著說，語意消沈，臉上看起來卻沒有什麼不快。那是我們相隔數月後第一次見面，我離開暗無天日的生活，又重新開始了另一種愈形厭煩的日子。我懂，我知道，我也是。我說，心裡卻十分明白我們的憂鬱畢竟絕不可能是同一種。沒有人能有一樣的憂鬱。她一如往常抓著一個酒瓶，我們走到一片空蕩蕩的草地上躺下來，夏天陰陰的下午，草沒什麼味道。

   

   「妳知道嗎？我現在最想變成一顆石頭。」她說。「嗯，」我答應著，「你會是最有想像力、最會做夢的石頭。」她笑了起來：「對，而且我昨天夢到今天會下大雨。」

   

    沒過幾分鐘，午後雷陣雨像配合她的話似地瘋狂灑了下來，我們衝進附近的一家外文書店，全身濕透，拖著水滴遠遠看著那些包裝精美的書。葉慈濟慈艾蜜莉聶魯達，她一個一個唸著他們最有名氣的詩句，又問了同樣的話：「我們為什麼要寫詩呢？」

    

    這時我才猛然想起，其實她從未真正讀過我的任何一首詩，我們甚至不曾就彼此的作品有過任何實質的討論，也不曾詳細談論彼此的生活與家庭；我們談論最多的，是對眼前所見事物的幻想、各種不切實際的願望，以及隨之而起的許多看似深奧難以索解的問題。日子一久我也逐漸忘記那些問題的細節，只記得每次那樣猛然無言以對的空洞與心虛。我們為什麼要寫詩呢？

    

    我們就這樣帶著那些從蕪雜對話中偶然迸出、無法回答的問題，回到生活裡，慢慢釋懷、逃避，直到下一次見面。我們在各自的日常生活裡沒什麼交集，那些往往幾經波折才約成的會面於焉都像是夢境一般的魔術時刻；每次分手我們其實都不敢期待下一次，但也沒什麼留戀地就說了再見。

    

    隨後她結束學校的課程，向台灣北部各處的朋友一一告別，我飛到北邊的島嶼生活、寫一點點詩，回來那天她傳來訊息說她真的要走了。真的。訊息末尾她又強調了一次，像是害怕自己聽起來不夠認真。我們異常迅速地約在淡水一個小巷裡的美式餐館碰面。她預計要搭隔天一早的班機，晚上還要回這陣子漂泊過的各個友人住所收齊行李。

    

    下午的餐館裡沒有其他客人，店員坐在椅子上百無聊賴地各自滑著手機，我有點羞赧，不太敢像往常一樣大肆談論我們的狂想，她倒是仍然沒什麼顧忌：「大家都在受苦，有時候我真想死了。」「現在還是沒什麼動力。我已經不只是想要變成石頭了，我已經是一顆石頭。」「明年，明年我還活著的話一定會回來。」

    

    她依然笑嘻嘻地說著那些陰暗的話，我也跟著放心地憂鬱了起來；光線明亮的美式餐館裡，絕望被掩飾得那麼真誠，那個始終找不到的解答依然讓人耿耿於懷。後來我們又聊了一些關於那個她即將回去的家鄉的事，她說那裡的人依然很窮，一個月賺不到台幣五千塊錢。我開玩笑對Rosa說，月薪台幣五千塊的人很可憐，這麼忙碌地工作，只是為了勉強吃一口飯，但賺很多錢的人也很可憐，買了一堆名牌品，卻從來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對，大家都很可憐。」她說。我們都笑了，但我們都知道這一點都不好笑。

   

    看著她笑，我完全能想像那些她在狹窄小房間裡，陷入對創作、對自己無止境的質疑迴圈時，極度焦躁苦惱的樣子。但回到真實的世界，除了勉力假裝正常，還有什麼更好的選項呢？

    

    給我個紀念品吧，離開之前她說。出於一個瞬間而奇異的念頭，我在她手上畫了一個手錶，讓四個指針分別指向P、O、E、T，然後在旁邊加上附註：「小心，這傢伙是個詩人。」她咯咯笑了起來，笑聲在空曠的空間裡迴盪著。「妳一定要給海關看這個。」「我會給所有人看。」

    

    快走到捷運站的時候她說她最想再去彰化一趟，那個她一開始到過、曾經以為會再去很多次但再也沒去過的地方。我說人就是這樣，有些人你以為會再見到，卻再也不見；有些事你以為會還有進展，卻就這麼停了下來。也許就像靈感，就像寫作。我說著說著又覺得有點感傷，她沒有回話，快步走進了捷運車廂。

    

    傍晚五點，捷運裡人潮慢慢湧入，載著我們搖搖晃晃往城市裡去。短短三站的距離，她始終看著窗外沒有作聲。那並不是尷尬的沈默，只是好像再說什麼都嫌太多。捷運到站了。「掰掰。」她摸摸手上的錶好像那真的是一只錶，揮揮手，走出車門，縮著肩膀鑽進人群裡，沒有回頭，像之前每一次分別的時候。我看著她離開我的視線，其實並不感傷，只是一時無法相信她就要這樣走，一直走，一直走，回到那麼遠的地方。她就是Rosa，那麼真實，又那麼夢境一樣。沒有人能捨得夢境，但也沒有人能夠伸出手挽留她。